在伊朗局势及其引发的地区局势紧张、制裁风险上升、能源与航运市场波动的背景下,国际工程项目的履约环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承包商在起草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以下简称“不可抗力”)及相关预警或保权通知时,应采取审慎、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起草策略,以避免过早定性或自我限制权利。从不可抗力通知的核心结构与法律策略角度,我们总结了若干关键起草要点如下,以保护承包商在当前局势下的合法权利。
在起草不可抗力通知时,首先应当认识到一个基础性前提:在大多数国际工程项目中(需以EPC合同的准据法为前提),“不可抗力”的概念、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与救济,往往并非来源于一般法律原则,而是主要、甚至完全由合同条款本身所界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对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的仔细审阅与理解,都是起草通知的首要步骤。
基于这一前提,不可抗力事件的界定不应拘泥于事件名称本身,而应回归到因果关系(causation)的分析逻辑: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承包商当前或潜在的履约困难。实践中,表面呈现出的“影响”往往并非真正的不可抗力事件本身,而只是结果或后果。例如,若承包商无法在港口卸载关键物资,该“无法卸货”本身并非不可抗力,而需要进一步追溯其成因。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空袭或军事行动构成的战争行为,也可能是航道受阻或海峡被封锁所形成的事实性封锁,亦或是港口因政府指令而关闭,从而构成政府行为或法律、法规变化。在多数情况下,上述因素并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事件交织叠加所致。
在表述层面,不可抗力的定义不仅应覆盖事件本身,还应明确包括由该等事件所引发的后续影响和衍生后果,并着重说明其对工程实施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实际与潜在影响,例如施工受阻、工期延误、效率下降或资源调配困难等。整体措辞应为非穷尽性、开放式表述,以确保在事实持续演变的背景下,承包商仍保有充分的解释与主张空间。
在伊朗局势背景下,不可抗力往往并非单一、静态事件,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持续状态。因此,在通知中列举相关情形时,应明确其仅为示例性说明,而非对不可抗力范围的穷尽列举。
从实践角度看,此类事件可能表现为供应链的中断,包括运输保险无法投保、既有保险政策被取消,或整体运输安排受到实质性影响;也可能体现为物流、航道、港口或项目通行条件的阻断;同时,区域安全形势恶化还可能引发劳工安全风险上升、人员无法正常到岗或施工条件显著恶化。此外,由战争及相关制裁、市场波动所引发的材料、设备、运输及保险费用的异常上涨,也往往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在通知中还应明确指出,上述事件具有持续性和动态变化特征,其性质、范围及对工程的影响可能随着局势发展不断演变,承包商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持续提供更新信息。
在起草通知时,应避免将文件定性为“仅基于不可抗力的通知”。通知中应明确保留承包商依据合同及适用法律主张权利的所有可能路径,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或法规变更、变更指令或变更事件,以及合同项下或法律项下的其他救济机制。此类保留性表述,有助于在不可抗力条款适用受限的情况下,仍为承包商提供多重法律支撑。
不可抗力通知不仅应关注事件本身,还应与索赔策略相衔接。在通知中,承包商应清楚表明,其因相关事件有权并拟主张工期延长以及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或补偿。即便在通知发出时,具体影响尚未完全显现,相关损失尚无法量化,也不应因此放弃对时间与费用的索赔权利。通过明确保留该等权利,可以避免日后被主张为未及时提出或已默示放弃。
除合同条款外,不可抗力通知中还应明确保留承包商依据适用当地法律主张权利的可能性。这一点在国际工程项目中尤为重要。尽管绝大多数国际工程合同,尤其是FIDIC体系下的主合同,往往约定适用英国法或其他普通法体系作为准据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整体完全脱离项目所在国的法律环境。实践中,工程往往通过多层合同结构实施,主合同、分包合同以及供应合同之间的法律适用可能并不一致,部分分包合同或履约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直接约束。
在战争或类似极端事件背景下,单纯依赖合同项下的不可抗力机制,可能不足以全面覆盖所有法律后果,尤其是在主合同的风险分配设计与当地法律下的强制性规则或一般原则之间存在张力的情况下。因此,在不可抗力通知中,有必要明确保留承包商依据当地法律主张权利的空间,例如当地法律下的情势变更原则、法律层面的不可抗力或类似的救济制度。此类表述不仅有助于在主合同救济路径受限或解释受争议时提供补充依据,也有助于在涉及分包合同履行、成本传导或责任分配问题时,避免被认定为承包商已排他性地选择并受限于单一法律体系,从而更全面地维护自身在多层合同结构下的整体权利。
在形式层面,不可抗力或预警通知必须严格符合合同对通知时限和方式的要求。例如在FIDIC合同条件下,应特别注意相关的通知时限,并明确声明该通知系在不影响后续提交完整、详细索赔文件的前提下发出。同时,在通知中应避免直接点名具体收件人,而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正式且概括性的称谓。此种做法不仅有助于确保通知在形式上的合规性与严谨性,也可避免因指向特定个人而被误解为通过非合同约定的渠道送达通知。
总结而言,在当前伊朗局势这一高度不确定、持续演变的背景下,不可抗力通知的核心目标并非立即给事件“下定义”,而在于通过审慎措辞实现风险管理、权利保留与程序合规。一份结构稳健、表述克制且策略清晰的通知,将在后续工期与费用索赔、谈判乃至争议解决中发挥关键作用。
战争影响甚至中断工程项目在历史上并不罕见。2011年利比亚战争、2014年的也门内战、2022年俄乌冲突都曾影响过相关区域的工程项目等各种类型的交易,严重时亦导致履约完全中断。因所处的区域、局势及战争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同工程项目所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在军事冲突直接波及的相关区域,可能导致工程项目完全无法继续推进,造成项目停工。据报道,在此次中东冲突中,已有三艘英美油轮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1]。类似地,即便项目所在地不在军事冲突区域,也不能排除其在途运输的原材料、物资在战火。
对于非受军事冲突直接影响的区域,战争也可能从人员进退场、设备运输、履约成本等方面影响项目工作,比如:
项目现场人员通常会有计划地离场进行轮换,或者根据施工进度要求相关供应商的厂代入场参与安装、调试等特定工作。目前多个中东国家关闭领空,人员流动受到极大影响,这无疑会打乱项目现场的人员组织和工作计划。
海外工程项目往往涉及大量的物料进口,特别是各种类型的设备。这些设备往往不是本地生产,而是在中国或其他国生产后通过海运等方式运抵项目现场。现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多国关闭领空,很可能会影响关键设备、物料的运输和到场安排,制约后续工序的进行。
战争已对国际原油价格造成了明显扰动,石油相关的工业产品(包括建筑材料)的价格所受的影响预计也会陆续体现,从而间接影响履约成本。
长远来看,战争对地区经济、政治局势的搅动会对项目前景造成更多不确定性。考虑到此类项目通常较为复杂并履行周期较长,若中东局势短时间内不能缓解,对项目的短期影响也可能逐渐加剧。对于某些筹划中的项目来说,投资、承建该等项目原定的财务、工期模型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对于履约中的项目而言,是否能在既定的价格、工期内完工交付亦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实层面的影响会在工程履约层面产生一列连锁反应,引发工期、费用、保险、停工等风险,这也是实践层面纠纷高发的议题。中国企业(特别是承包商)宜从工程索赔、保险理赔及项目履约协商和处置几个维度入手,更为体系化地管控短、中、长期的风险。
如上文分析,战争引发的常见索赔包括工期、费用索赔,但索赔的事实和法律理由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要时应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举例而言:
通常工期索赔需要证明相关事件影响到了关键路径上的工作,对非关键路径工作的影响难以获赔工期。因此,承包商笼统地声称当地发生战争、拖延了现场工作,可能是不够的。
在很多法律下,延误事件唯有与现场工作受阻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才能成为有效的索赔理由,而因果关系可能表现为直接的材料、物资在战火中被毁,也可能表现为交通中断导致关键设备无法运达现场或者关键厂代无法进场。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形成并保留恰当的书证。索赔理由不当或未能留存充分证据,都可能导致索赔失败、甚至在事后的纠纷解决中陷于被动。
有些合同下,物价上涨只有达到一定幅度的情形才能构成费用索赔理由,当事方如果只是口头询价、没有留存书面报价等同期文件,事后很难为费用索赔提供有力支撑。
交通运输的中断也可能导致应退场的工人、设备无法正常退场,导致窝工损失。不过项目现场还会有非窝工人员、设备,因此在原始记录上区分窝工与非窝工的人员、设备对索赔来说是必要的。
索赔文件的形式(如是否需要关键路径分析、是否需要提供费用支出的底层证据)、索赔期限等都会影响索赔的有效性。
工程项目相关的险种很多,比如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工程机具险及货物运输险等。也有一些专门针对工程所在国政局动荡、战争、罢工等风险的险种,如政局动荡险等。
另外,很多工程项目由承包商或为项目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包括但不限于特险、出口卖贷保险、出口买贷保险以及海外投资保险等),该等险种意在覆盖承包商、金融机构因项目所在地区政治风险导致的项目应收款损失或投资权益损失。
不同项目所购险种、理赔条件、理赔金额、保险受益人存在差异。项目相关方应根据自身及项目情况、结合保险条款考虑能否通过保险理赔合理管控自身损失。
除上述微观、短期的应对措施外,业主、承包商等相关方也应尽早考虑更为宏观、长期的项目方向。
比如,在局势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相关项目应当变更、暂停还是终止?如该等情况持续,是否可能触发相关法律责任?项目不确定性对业主和承包商等项目参与方都有影响,也会影响各方的交易心态。辩证地看,不确定性也可能为各方制造协商的契机,甚至可能缩小各方原本在合同地位上的差距,从而创造更大的谈判空间,比如对于工期等项目风险分配进行重新谈判。
此外,亦应注意独立保函下的相关风险。由于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性,协商过程中应注意关注对保函的妥当处置,保函可能被索兑这一风险也应纳入总体行动决策的考量范围。
跨境工程合同中对各方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期限做出了规定,并且通常对承包商的行权期限及流程要求较为严苛。因此,若中国承包商认为发生了可能需向业主主张权利的情形(例如工期延长或费用增加等),应力争按照合同要求的形式和期限提前筹划准备相关的文书和证据,避免失权或留下瑕疵。以工程索赔为例,因为需要较高的专业性并往往涉及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建议在必要时借助外部顾问的协助,避免索赔文件出现错误或遗漏。
在合同履行出现问题时,许多中国企业在表态时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并且前后的表态可能出现矛盾,为日后的争议解决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项目部在现场直接对接处理,未经过专业人士的把关;有的是因为对合同条件及管辖法律缺乏了解,导致误判。
就此,建议中国企业全面、深入地分析和理解项目合同及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对于自身在某个事项上的立场做出精准判断,然后再对外表态。例如,在项目受到某个外部因素影响时,应当以不可抗力还是法律变更进行索赔?某些项目合同会约定,前者在索赔工期的同时难以索赔额外的费用,后者有可能同时索赔工期和费用。一旦选择了索赔理由,索赔效果将有所不同。
跨境工程项目上事务繁杂,客观上很难在每个环节都留有完美的书面记录。但是,实践中已经有很多企业因为有意无意地未能留存书证而陷入被动,值得引起重视。举例而言,对于涉及自身权利的事项,不宜仅通过口头方式沟通;即便进行会议讨论,最好在事前或者事后通过书面方式固定相关的说法,以免日后说不清楚甚至导致误解。西方当事人往往有留存甚至制造书证的习惯,对此,中国企业应高度警惕,如发现对方的文件中存在错误或误导性内容,应及时以书面方式予以纠正。
同时,中国企业还应高度重视既有书证的备份保存。利比亚内战爆发后,中国企业仓促撤离,有关项目材料既未在日常做好异地备份,撤离时也没有能力一并携带,导致项目执行情况及受损情况难以回溯,给工程索赔、保险理赔以及工程争议解决等都带来了严重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应从日常做起,重视工程材料的备份保存,尽可能避免战乱给既有书证材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毁。
疫情、战争等极端情况为项目上的人员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就现场而言,项目部需确保留存在现场人员及其变更的准确记录,这将会为潜在的工期、费用索赔提供支撑。另外,如果有的人员(尤其是在重要岗位的管理人员)需离开现场,应妥善安置,并管理好其掌握的项目文件和资料。如果判断项目可能会进行索赔甚至走向争议解决程序,应尽早把控好相关项目人员的稳定性,避免损失潜在的证人及项目文件和信息。
在迪拜建设一个港口项目,当前美以伊冲突局势,造成项目停工,作为总包如何根据99版FIDIC银皮书主张权利?FIDIC 1999版银皮书,承包商需要首先撰写不可抗力通知。通知一(99版):不可抗力事件通知(14天内发出)
条款依据:第19.1款[不可抗力定义]、第19.2款[不可抗力通知]、第1.3款[通信]
根据合同条件(FIDIC 1999版银皮书)第19.2款[不可抗力通知],我们谨此正式通知您,发生了一起不可抗力事件,该事件正在阻止并延误我们履行合同义务。
该事件包括当前涉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和敌对行动,这些冲突已严重加剧包括阿拉伯湾地区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对海上安全构成了直接和严重的威胁,导致:
该事件属于第19.1款所述类别,特别是第(a)项:战争、敌对行动(无论是否宣战)、入侵、外敌行为。
作为该事件的直接结果,自[暂停日期]起,所有现场活动已暂时暂停,以确保我们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进一步的影响正在评估中。
根据第19.3款[尽量减少延误的义务],我们正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尽量减少延误,包括:
提供进一步通知,向您通报该事件的状况及我们的减损措施。7. Reservation of Rights
近期,美以伊冲突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外溢效应持续扩大,对中东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形成多维冲击。运输通道受阻,港口关闭、空域管制、航线安全受威胁,严重制约物资运输;原材料与物流成本随之上涨,叠加保险费率上调、汇率波动乃至战争险保障缺位,进一步加重项目经济负担。与此同时,人员安全也面临现场威胁及紧急撤离风险,而阿联酋、科威特、沙特等美军基地所在国潜在遭袭风险,也使冲突影响范围持续扩展。在此背景下,结合我们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的实践经验,本文针对国际工程承包商在当前冲突局势中所面临的核心风险,依据项目所处阶段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建议,旨在为中国承包商在中东及其他受冲突影响区域推进项目与强化权益保障提供实践参考。
在投标或洽谈阶段,项目合同尚未签署,合同条款与商务条件仍处于可协商区间,为承包商预留了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主动性窗口。承包商在此阶段可将美以伊冲突可能引发的物资阻滞、成本攀升、安全威胁等变量纳入投标报价方案(价格、期限等因素)考量,并有针对性地设计合同条款,争取将延期、调价、免责等权利以合同形式固化,以降低后续履约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包括:
在提交报价前,重新审视EPC合同项下对承包商义务的要求,尽可能充分评估冲突持续时间、影响及履行合同所需时间、成本变动趋势,并在报价方案(工期、价格等)中相应考虑。对于实际可能存在对当前影响或后续影响无法预估考虑的情况,可以根据所能预见到的情况,在报价文件中,以书面形式明确列出提交的报价方案所基于的关键假设(Assumptions)。例如:“本报价基于以下假设,在合同履行期间:a) 主要海运航线保持开放且安全;b)项目所在国及关键设备发运国、中转地无影响人员出入境或设备运输的事件…”。如当前局势对合同未来履行的影响尚无法预见并在报价方案中相应体现,则可考虑在报价方案中作出保留救济权利的说明,例如:“若上述假设因区域冲突升级而发生变化,承包商保留调整价格和工期的权利”,并强调即使双方已知当前美以伊冲突的存在,但鉴于目前无法确定当前形势对合同履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因无法预判局势持续时间、冲突是否会升级或扩大化,导致无法确定后续的影响,因此当前局势及其日后持续、升级、扩大化造成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均仍应作为不可抗力事件,承包商有权获得救济。
对于独立发电商(IPP)项目,鉴于该等项目通常在EPC合同中约定“等效救济原则”,即承包商救济将受限于业主在上游项目协议项下可获得的救济,承包商可争取推动业主在上游项目协议项下争取更宽松的救济机制,从而为承包商在EPC合同项下获得救济提供空间。
鉴于目前美以伊冲突事件已爆发,而投标或洽谈阶段项目的EPC合同尚未签署,为避免承包商因EPC合同履行受美以伊冲突事件持续影响而主张救济时遭受业主以承包商在签署合同时已知晓冲突事件为抗辩,可考虑在EPC合同谈判中要求对本次冲突的影响作出特殊安排,明确承包商在短期内无法预知美以伊冲突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范围,因此尽管在签署合同时,承包商已知美以伊冲突的爆发,但如在承包商投标报价后,美以伊冲突产生进一步发展或影响范围扩大(“冲突升级”
包括不限于:项目所在国境内的军事行动或者港口/机场/交通要道关闭等影响项目履约的情形,项目所在国境外发生的可能影响项目履约的类似情形(包括不限于发运港和转运港关闭、管制或武装冲突等);(b)“冲突升级”
应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如导致承包商遭受延误,承包商有权获得工期延长(当然,视承包商与业主的谈判地位,承包商也可考虑要求业主在该等情形下给予费用补偿)。3. 其他风险缓释措施
(1) 研究和动态关注事件发展及对项目的影响美以伊冲突是承包商和业主面临的外部风险,而上述关于报价方案调整和EPC合同优化的建议涉及到承包商与业主之间的风险分配,可能业主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意味着承包商如承建项目,也不得不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承包商需加强对形势及其影响的研究和动态关注,以为项目相关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与业主之间沟通好保险安排,明确投保责任与险种,并审查保单及厘清覆盖边界,通过各险种的相互衔接与叠加,确保将战争险纳入承保范围(无论由业主或承包商购买),尽可能限制战争险的除外责任、免赔额和通知取消条款;如承包商购买相关保险,在报价中考虑相应保费。
选择分包商时考虑尽可能不受或少受影响的区域的分包商和供应商,并向分包商与供应商传导风险,在与分包商和供应商的合同中,通过“背对背”条款将EPC合同下承包商的风险和救济机制相应传导至下游;动态监控发运港、转运港及航线安全状况,及时调整物流与采购计划。
执行阶段的风险应对当项目进入执行阶段,合同已经签署,商务条件与法律框架随之固化。面对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影响,承包商的权益保护也从投标或洽谈阶段的主动设计转向依约主张。在此阶段,不可抗力条款成为承包商维护自身权益、争取工期与费用补偿的核心法律工具,我们建议如下:
针对冲突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前制定替代履约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备选运输航线、备选供应商、属地化采购替代方案等,这既是保障项目推进的现实要求,也是履行不可抗力规则项下通常约定的减损义务的合同要求,防范业主以“承包商未采取合理减损措施”为由拒绝索赔主张的风险。
证据是承包商在冲突背景下主张不可抗力以及主张索赔的核心基础。针对美以伊冲突无明确边界、持续动态升级的特点,承包商需在履约过程中做好履约记录、留存完整证据,包括不限于持续跟踪美以伊冲突的进展、项目所在地的政策变化、国际航运与物流管制等情况,同步留存官方发布的公告、权威新闻报道、航运公司通知、海关/移民局政策文件等原始证据;另一方面,针对冲突对项目履约产生的实际影响,也需及时制作书面记录、上下游往来函件、会议纪要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在美以伊冲突实际影响项目履约时,不可抗力条款的主张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包商是否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的程序要求。国际工程项目合同通常均对不可抗力通知的时限、内容、持续沟通义务等程序性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如承包商违反程序要求,可能丧失主张不可抗力救济的权利。因此,一旦出现冲突升级、影响项目履约的情形,承包商需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限与方式,向业主发送书面不可抗力通知,同步抄送相关证明文件;持续与业主保持书面沟通,定期通报事件进展、减损措施执行情况,全程留存沟通记录,避免因程序瑕疵丧失权利。
如前所述,考虑IPP项目中的等效救济原则对承包商的影响,建议承包商要求业主及时向承包商同步其在PPA等项目协议项下主张不可抗力(和/或购电方风险事件,视项目协议的具体约定)救济的进展以及相关函件、证据材料、业主回复等文件,敦促业主严格按照项目协议的约定,规范、及时主张项目协议项下救济,避免因业主的程序瑕疵、懈怠索赔导致上游索赔权利丧失,进而传导至承包商层面。